新任中紀委副書記李書磊關注“政統與道統分離”,意味著什麼?

新任中紀委副書記李書磊關注“政統與道統分離”,意味著什麼?

2017-01-09 李書磊 大同思想網

原標題:偶像如何構建

來源: 瞭望東方週刊

科舉是一個很巧妙的設計,是文化、教育、政治的結合點。它首先把意識形態制度化了,讓主流價值成為剛性的導向、有了真實的養成過程;同時它又是教育體系、又是官制。社會的幾項關鍵性因素在科舉的框架中得到整合,融為一體,為治理奠定了牢固的基礎。

這說起來很枯燥,但細讀科舉史料又饒有趣味。清人徐松的《登科記考》就記錄了唐代科舉的許多細節,讀來時有會心,時有感慨。我特別關注孔子在唐代的遭際,他作為文化偶像怎樣一步步地確立起來,其間有過哪些故事。

不知為何,唐高祖並不特別看好孔子。尊儒是沒有問題的,但尊儒並不完全等於尊孔。在開國的第二年高祖下詔祭祀“盛德”,第一位要祭的是周公,其次才是孔子。武德七年高祖親自到國子監“釋奠”,“以周公為先聖,孔子配。”在其時的儒家譜系中,作為政治家的周公是最高代表,作為文化人的孔子只占得配享地位。或許在唐高祖的理解中,政統與道統應集於一身,文化實踐者要比文化表述者更代表文化,文化實踐者是主導,文化表述者只是輔助。

這種譜系後面的文化觀很值得玩味。唐高祖的詔書說周公“主翊周邦”,“業隆八百”,“豐功茂德,獨冠終古”,說孔子只是說他教學搞得不錯,再加上“綜理遺文,弘宣舊制”。在這裏對孔子的文化遺產只說到編輯工作,對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《論語》隻字未提,可見那時對孔子的認識很有限。

到了唐太宗執政的第二年,情況改變。名臣房玄齡與國子博士朱子奢聯名上書,論證說雖然周公、孔子都是聖人,但學校中的祭奠是從孔子開始的,而且前代也都以孔子為先聖。他們“伏請停祭周公,升夫子為先聖,以顏回配享”。太宗批准了他們的方案。

如此一來政統與道統分離,兩者精神一致而領域有別,在整個社會體系中各自發揮功能;道統成了文化人的事業,文化偶像回歸於文化人本身。道統有了自己的傳承線索,與政權的沿革並行。房朱二人恐怕自己也沒有意識到,他們的一項建議會改寫歷史。從某種意義上講,他們實際上是重建了中國文明的模式與框架。

唐高宗即位不久,就組織朝中大批優秀學者修訂孔穎達的《五經正義》,修訂完畢正式頒行天下,作為明經考試的依據。多經孔子之手的“五經”被如此地制度化推廣,使尊孔有了很實際的內容。

乾封元年,高宗親至曲阜祭孔,詔書中引了孟子的話:“自生人以來,未有若孔子者也。”這句評價意味深長,不僅把孔子的光環擴張得無以復加,也把道統的地位置於實際政治之上。高宗下令擴建孔廟孔林,強化孔子作為道統象徵的意義。在高宗時期,《論語》與《孝經》也已被列為明經習讀與考試的經典,使孔子個人的形象更加鮮明、豐富。

而就是在高宗朝內,事情起了戲劇性的變化。上元元年,武上表建議內外百官都讀《老子》,並把《老子》作為明經讀、考書目。“伏以聖緒,出自玄元;五千之文,實唯聖教”:她是說因為老子是李唐的祖先,所以應把《老子》立為“聖教”。武氏如此推重老子或許只是想得到更多的政治資本,並非是她讀《老子》有多少心得;但如此一來則使孔子的位置有所動搖,不那麼獨尊了。

《老子》只是武的敲門磚,她當皇帝後果然就“停通《老子道德經》”。不過取締《老子》也並沒有去尊孔,而是“令貢舉人習則天所撰《臣軌》”,她樹立的是她自己。她自己想要成為道統的化身,規矩全亂了。

唐玄宗李隆基別有情懷。大概是出於對兩代皇后亂政的痛恨,他要突出李家,就格外推崇被定為李家祖先的老子。“其《老子》宜令士庶家藏一本,仍勸令習讀,使知旨要。每年貢舉人,量減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一兩條策,准數加《老子》策,俾敦崇道本,附益化源。”這是開元二十一年敕文,其損孔益老的態度是鮮明的。

開元、天寶年間玄宗不斷強化崇老措施,老子在科舉、在意識形態中的分量越來越重。玄宗還愛屋及烏,把與《老子》同調的《莊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列子》也定為必讀必考的經典。一時間孔子黯然失色。

碰巧的是,就在玄宗把《禦注老子》頒行天下的第二個月,安祿山反於範陽。如此晚節不保的皇帝身後也並不太受尊重,他的意識形態政策被不斷調整。

孔子與儒家經典的主流地位日益恢復、鞏固。德宗貞元十二年國子司業裴肅奏:“其《老子》是聖人玄微之言,非經典通明之旨,為舉人所習之書,伏恐稍乖本義。”到了被如此質疑的時候,崇老已成為強弩之末。

此後孔子越來越不受挑戰。偶像的構建過程如此地漫長而曲折,讀來讓我們對文化的演化多了些覺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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